被誉为“经典财经大戏，儒商文化读本”的大型历史话剧《立秋》将于6月底登陆石家庄。《立秋》演绎的是晋商题材，生动地描述了丰德票号从内外交困、危机四伏直到彻底没落的历史瞬间，展示了晋商自强不息、诚信为本的精神操守。在历史上，晋商与徽商并称商业双雄，而冀商却并不广为人知。今天，我们就结合晋商、徽商，从人文性的角度来看看冀商的独特精神风貌。

　　三大商帮构成冀商的主体

　　冀商，是近年来在媒体上出现较多的一个词汇。虽然冀商的影响力日益扩大，但若把冀商同晋商、徽商并提，有人或许摇头：晋商有“乔家大院”，徽商有“红顶商人”，历史悠久，业绩卓著，冀商怎么能与之相比，怎么会有同人家一样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内涵呢？

　　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当你了解了冀商的历史，冀商的人物和故事，你就会感到，冀商与天下闻名的晋商、徽商以及浙商等站在一起，真的毫不逊色，而且别具风采。仅举两个数字：冀商曾支撑着全中国78%的药业和超过90%的皮毛业！

　　在河北商史上，能称得上“帮”的有3个：一是冀东乐亭县一带的“老呔帮”（呔，《康熙字典》中解释为：“南方詈北方人为呔子。”詈，就是骂，这里可以理解为讥讽、嘲笑北方人憨头呆脑。而口语中的“老呔儿”，可以说是一个专用称谓，是旧时东北人对冀东的乐亭、滦县、昌黎商人去东北经商、办企业的群体的戏称），以东北为主要流向和活动地；二是“走东口”到蒙古经营的“张库帮”（从张家口出发、通往蒙古草原的张库大道是商人的必经之路）；三是以保定商家和专类物品行销天下的“冀中帮”。这三大帮构成了“冀商”的主体，其地区性、集团性和专营性都十分显著，在历史、规模、商业影响诸方面并不比晋商、徽商、浙商逊色多少。

　　晋商徽商特色鲜明

　　晋商发家后大修宅院

　　历史上，晋商与徽商并称商界双雄，共领风骚数百年。晋商所到之处，商业随之发达。晋商富甲天下，清咸丰时山西是可以与广东相媲美的富裕省份。晋商崇尚信义，诚至天下，独以银行业发达而称“汇通天下”。晋商影响所及，山西全省有“人人经商，个个言商”的社会风尚，漫天的经商狂潮积淀为普遍的民众心理。

　　雍正皇帝“金口玉言”：“山右大约富贾居首，其次尤肯力农，再次者入营伍，最下者方令读书。风俗尤为可笑。”山右，站在太行山的北端向南看，即指山西。在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年代，四民之末的“商”一下跃居四民主首，晋人习俗实在异常。晋商守成，发家后多大修宅第，厚重结实，一丝不苟，小城堡似的，安可享，乱可防。今三晋旅游热门景点祁县乔家大院、灵石王家大院等均如是，后者尤其将晋商这一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世人均认为山西人朴质厚道，辛俭勤劳，还要添上一句“精明算计”，这是晋商的功劳。

　　徽商热衷政治

　　旧时皖南徽州所辖黟县、歙县有民谣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二三岁，向外一丢。”丢外做甚？学徒经商。明清两代有“无黟不成镇，无徽不成商”之说。徽商讲求“财自道生，利缘义取”，有“贾而好儒、亦贾亦儒”之传统，说白了，就是经商好政，亦商亦仕。和晋商不同，历史上的徽商从来不是一个单纯以经商赢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，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可谓其代表和翘楚。

　　安徽人素有政治情结，有热心政治的传统。笔者一位朋友曾讲过他在合肥一家小酒馆里，听闲下来的老板大讲省内高层人事变动，更令人惊讶的是小老板那副时而拳拳、时而耿耿的神态表情。由于崇尚政治，以“政治作为、政治才干”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前途的观念风靡全省，根深蒂固。

　　徽商亦然，多教子业儒，参加科举，跻身仕途，这样有利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，为经商提供政治屏障。徽商往往一手抓银子，一手抓“顶子”，发财后偏爱破费捐官，就是买官，多为虚衔；不但为活人捐，还为逝者捐，建个功德牌坊。今歙县文物名胜牌坊群，即是徽商人文特质的明证。

　　冀商闯练、诚信、平实、重义

　　“山东好汉，河北英雄”

　　坦白地说，较之晋商、徽商乃至浙商、粤商、鲁商，冀商的人文特点并不十分突出彰显，缺乏一两条广为人知的表征性的说辞。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冀商的历史和事迹，还是能够从中感觉、提炼出其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，有的完全可以独树一帜、独领风骚。

　　河北人的文化性格和人文精神中，素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，一种悲壮之美，所谓“慷慨悲歌”，所谓“山东好汉，河北英雄”。河北人的大轮廓是朴实平淡、侠义坚忍，内中又可分枝附注为宽容、大度、内敛、务实、尚武、正义、克制、服从等等。这些人文性格和精神特质当然有世人称道的闪光点，但还隐含着一些负面效应，如容易吃哑巴亏、比较平庸闲散、义气用事、冲动鲁莽等。这是由河北的地理位置、历史发展、地缘政治、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风尚等因素决定的。

冀商的人文性中，自然而然地带有河北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质，而且由于其组织的集团性和活动的专营性，更将河北的地域文化浓缩地表现出来。

　　冀商直爽低调

　　冀商不像晋商、徽商那样善于与“官”、“政”结合。清赐晋商八大皇商，手持龙票做买卖，何等威风！据载，老呔帮中“京东第一家”的刘氏，因与奉系军阀结怨，张作霖翻脸查封了刘家在东北的所有商号，导致刘家三分天下失其二。这样的事，在晋商、徽商那里大概是不会发生的。

　　一首旧时张垣民谣唱道：“山西人骡驮鞒，山东人大褥套，直隶人钱两吊”，用以形容三省商人还乡时的不同场景。这表明什么？冀商买卖不行，小打小闹赚得少？有可能。但从人文性来看还可以用另一首民谣来诠释：“山西人盖房，山东人存粮，徽州人修牌坊。”晋商、鲁商在外发了财，一般将银子弄回家；徽商自然还是“政治情结”；而冀商则往往留在当地作进一步发展，一步俩脚印地干事业。另外，河北人隐忍低调、不事张扬的性格，也可以对“钱两吊”作出解释。这后一首民谣还有一个版本，末了加上一句“直隶人讲排场”，细细品味，不无道理。河北人很爱面子，买卖人更看重这些，别说赚了大钱发了大财，一般人平时拿点奖金得点稿费，还呼朋唤友下馆子撮一顿呢。

　　河北人性情直爽。河北人管山西人俗称“老西儿”，张家口那边的说法是“老西子”。知道山西人管河北人叫什么吗？“直隶棒儿”，或以山右说话叠音习惯“直隶棒棒儿”。这相互戏谑的称谓中透出了对方的性格特点。注重面子、性情直爽等“一方水土”对冀商的整体来说，肯定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并形成一种共性。归纳整合一下，冀商的人文性可以概括为闯练、诚信、平实、重义。

　　三大商帮人文性各有差异

　　老呔帮捐资办学

　　同是冀商，老呔帮、张库帮、冀中帮的人文性又有差异。老呔帮的商人们大都是贫苦出身，不少人是文盲。在经商实践中，都深切地感到没有文化的苦处，因此他们在经商发迹之后，纷纷立下誓愿，决心捐资办学，让故乡的子孙后代不再受没有文化之苦。商人刘临阁道：“小子愿将所赚之钱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兴办学堂，造福乡民。”大商人武百祥提出，“公益要丰，私用要廉，捐资办学，培养英才。”1904年，“京东第一家”刘家兴办刘氏私立第一中学堂，开乐亭县私人办学之先河。民国年间，乐亭掀起了商人捐资办学的热潮。

　　到上世纪30年代初，乐亭县的商人们在家乡捐资办起了164所中小学(其中初中3所)，遍及城乡各地，为家乡的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。解放前乐亭全县有4720名大专毕业生、76名留学生，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学校受过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。在冀东一带，乐亭县素有“文化县”之称，这与当年商人捐资办学是分不开的。只有不到50万人口的乐亭，在解放后走出了9位院士、20多位将军，其他行业的专家精英数不胜数。

　　张库帮信守“义利相通”

　　在张家口经商的河北商人，虽然都是为着一个财富梦想，但一直贯穿着“义利相通”的经营理念。三代前到张家口经商的刘全忠说，家乡河间曾经遭过灾，爷爷把自家粮站中的粮食拿出来赈灾，村里的人都念他的好。“我七十年代回过一次老家，老人们还喊，‘瞧，这就是英哥儿(爷爷刘质甫的小名)的孙子，人家给家乡帮过大忙！’”刘全忠还说，张家口解放时，解放军曾把军粮交给爷爷保管，等后来回来时，爷爷将军粮一斤不差地交回部队。

　　冀中帮识大体也要争口气

　　北京琉璃厂“来薰阁”是冀州陈氏在清道光年间创办的老字号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某一天，店主陈杭听说一个天津人藏有一套《忠义水浒传》，1589年刻版，罗本纂修，李贽评阅，可以说是极为罕见和珍奇的古籍，便马上派人去天津，“多少钱也要收回来”，最后以5两黄金重价购得，作为“镇店之宝”之一。解放后，在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引荐下，陈杭将这部价值连城的古书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。

　　还有一件事说起来颇为有趣。1935年6月的一天，当时的北京中国银行行长突然接到辛集著名的“聚泰皮庄”掌柜李长谦一个电话，说要马上支取一笔款子。这位行长当时就额头渗出汗珠——这笔款子实在太大了，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凑齐。行长听出李长谦电话中是带着气儿的，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前日李长谦在北京分号穿着围裙与工人一起翻晒整理皮子时，中国银行的几个职员路过，脱口轻蔑地说：“看，这些皮猴子真脏。”李长谦听了十分气愤，于是决定“教训教训”这些职员，这才有了上边的电话。事后行长亲自到“聚泰皮庄”北京分号去见李长谦，并当面赔礼道歉，还把李大老板接到“万国饭店”宴请。